1990年9月，龚楚在广东韶关火车站踏下了脚步，已近九旬的他在亲属的陪伴下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离别后，终于再次踏上故乡乐昌的土地。这次回乡的接待工作并不容易，当地相关部门提前请示，上级决定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干部的标准处理。龚楚对此次归乡已等待太久，并在心中犹豫良久。回到住所后，他立即写了三封信，分别寄给邓小平、王震和杨尚昆，恳请他们批准自己回乡定居。其侄孙龚洪水还向邓小平发去电报，告知他老人已回到故乡。收到消息后，邓小平特意给龚楚打了个电话。两人在红七军时期曾有过共事，一个是政治委员，一个是参谋长。电话接通时，龚楚双目几近失明，握着电话，听到熟悉的声音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。此时的重逢，不仅是老友重聚，更是承载着复杂的革命历史。

龚楚的家乡在广东乐昌，年轻时他曾加入粤军，后来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刊物，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凭藉其早期的军事训练和部队组织经验，龚楚很快在农民运动和地方武装建设中崭露头角。1927年南昌起义时，他在贺龙部队担任基层政治职务。1928年初，朱德和陈毅率部进入宜章，龚楚参与了地方武装的整编，并在部队向井冈山的转移中担任先导。在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，他进入红四军领导核心，曾任红四军第二十九团的党代表，并参与前委工作。

在当时的一些文件中，龚楚与毛泽东和朱德并举，被称作“朱毛龚”，这表明他并非普通干部，而是红军早期的重要骨干。随后在百色起义中，他与邓小平的关系进一步加深，龚楚担任参谋长，两人的合作更加紧密。然而，这段上升期也埋下了问题的种子。由于龚楚的资历老、军事经验丰富，他的性格中显露出自负的倾向。1933年，他对革命前景感到消沉，受到组织的批评，甚至被安排进行思想教育。遗憾的是，这次处理并未根本动摇他的信念。

红军长征后，南方各部队陷入了极端困境。1935年，龚楚在湘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，因与上级失联，心中生出叛逃的念头。最终，他投诚于国民党，以对红军的熟悉为资本，帮助敌方追捕游击队。尤其危险的一次，是他试图接近陈毅和项英时。龚楚带着三十多名国民党武装，伪装成红军游击队，还故意制造“击退敌军”的假象以获得地方游击队的信任。他随后提议将陈毅和项英请来“加强领导”。

这封信送达到后，项英一度打算会面，但陈毅注意到了信中亮眼的四个字：“加强领导。”这四字虽看似平常，却在龚楚身上显得反常，陈毅因了解他的个性与资历，意识到这句话隐含的变化，决定对会面的提议表示怀疑。陈毅立即劝阻道：“斗争残酷，人心难测，不如过段时间再见龚楚。”正是这种谨慎，避免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当龚楚见到迟迟没有回音后，便采取强硬手段，召集游击队干部在天井洞开会，试图一网打尽。

然而，贺敏学到达之后察觉到异常，趁机逃离却遭到枪击，身中数弹后滚下山坡。会场内的人迅速明白了龚楚的用心，开始奋起反抗。因为敌军的事先安排，五十多名同志牺牲，仅有少数人突围报信。龚楚因此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抓捕湘南游击队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包括红军指挥官蔡会文在内的战士也因被捕而牺牲。对于这些后果，龚楚并非毫不知情，这也成为他后期一直不敢轻易返回故乡的重要原因。

1949年，解放军南下，国民党在华南的统治迅速崩溃。龚楚在乐昌一带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，随后被安排前往香港，试图利用家乡的关系来接触薛岳，但最终他选择留下，以龚松庵的身份生活。在香港的四十多年中，他经商办实业，逐渐淡出了政治。蒋介石曾邀他赴台湾参与收编残余武装，但龚楚未曾接受。随着年岁渐增，故乡的召唤愈发强烈，法律政策的变动使他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写信，请求回乡定居。

回乡以后，龚楚及其家人曾为乐昌引进资金及项目，留下了一些实际的贡献。然而，所有这些都无法抹去他在1935年后的选择，也无法改变陈毅因“加强领导”四字而识破圈套的瞬间。这封求归信件最终被保存，也成了记录南方游击战争中一段生死抉择的重要见证。